强制拆迁是政治暴力的衍生品
2010-04-28 07:2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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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民众房屋被拆迁的消息俯拾皆是,我举最近一个并非典型的例子。

《南方都市报》2010年4月14日报道,江苏省常州市“新堂花园”小区4号楼赫然贴出一张《告拆迁办工作人员》的告示:“我知道拆迁是你们的工作,也是你们对于家庭的责任。不论你们以何种借口来拆房,我只要求最低标准:原地拆一还一,装修和过渡协商货币补偿。如若不行,那就免谈。如再来骚扰,我一不警告,二不报警(报警多次后无果已丧失信心),直接性送你们归西。一个两个不要来,我欢迎你们多来几个。不要怪我心狠,虽然我也知道你们有妻有子有父有母,但你们三番五次地来烦我,已使我丧失平安生活的念头。所以,你们去敲我的门之前,先和你家人交待一下,免得留下遗憾。另外,你们来我不会和你们吵了,我会热情地接待你们的,因为我的路上有你们相送相陪,还是要感恩一下的。”落款为“新堂花园一业主”。

“新堂花园”是常州市最早的商品房小区之一,位于常州市火车站北侧,1996年前后建成,共有11栋楼。2009年10月份,常州市政府为了打造所谓的综合商住区,决定拆迁建成仅13年的“新堂花园”,常州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宣布,今年4月1日是拆迁的最后期限。面对拆迁,业主们心力交瘁,2009年12月, 3号楼(与贴出“死亡告示”的4号楼相邻)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上吊自杀,留下遗书说她是为非法拆迁而死。
与上述事件相关还有另一件事情:今年3月26日,常州市天宁区教育文教局突然下发文件,免去了青龙中学副校长女士的职务。为什么被免职?女士认为与拆迁有关。原来女士住在“永宁苑”小区,与上面说的“新堂花园”小区一墙之隔,按照常州市政府的规划,这两个小区本次都被列入了拆迁范围。2009年11月,天宁区文教局领导给女士做工作,让她带头参加评估和搬迁,女士有不同意见。后来领导让人传话给女士,说如果不同意拆迁就将她列为本年度考核不合格。

在体制内吃饭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不容小觑的威胁,女士很焦急,万般无奈,于2010年1月和丈夫办了离婚手续,“因为房子本来就是丈夫的”。岂知离婚也并没有给女士带来安全与太平。春节过后,文教局领导给女士下达了“最后通牒”:如果拒不评估拒不搬迁,将对她进行处理。处理很快就来了,这就是前面说到的那份突然而至的免去其副校长职务的文件。女士作为高中数学老师在青龙中学工作了22年,当了8年副校长,她怎么也想不到,与教育工作毫不相干的拆迁问题居然会影响到自己的职业生涯,招致行政处置,她的感想只有三个字:“太冤了。”

发生了这么多事,事情的始作俑者又是如何解释的呢?2010年3月20日,《瞭望东方周刊》向常州市市长提出火车站北广场改造涉及的“新堂花园”等小区拆迁问题:“当地居民认为是非法拆迁,并认为是你在主导这项工作,这应该怎么解释?”市长回答说,这主要是信息不对称、宣传不够的问题。他说,我开会时强调,规划应该早一点儿,向市民的宣传也应该早一点儿,透彻一点儿。现在很多信息不对称,比如说这个北广场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市民有知情权。事实上,北广场收掉以后,除掉拆迁和建设费用,政府还要倒贴很多钱,但我们宣传不够,很多问题就是在这些环节引发的,老百姓把账算到我头上来了。
也许有人会说:“陈行之先生,这件事在拆迁事件中根本不算什么,你应当罗列更典型的案件。”

我的想法是,更典型的案例(例如“死给制度看”的唐福珍和许许多多死于暴力拆迁的民众)尽人皆知,无需再浪费笔墨,而这桩不太典型也不太惨烈的事件,却蕴含着很多我想说的东西,这个“非典型案例”显示出的典型特征很值得说道。

2

我把话题稍微扩展一下。

1949年以后,我们非常幸运地拥有了被称之为“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这个制度最早由一个叫马克思的人所设想,1917年10月,职业造反者列宁把它在俄罗斯变成了现实,世界上有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究竟是怎样的国家,在目前已经不是问题——苏联存在了70年之后终于垮塌,关于苏联国家历史的描述犹如汗牛充栋(我看到最多的是俄罗斯人自己撰写的),绝大多数都指向斯大林主义式的暴政,揭露出极权主义令人发指的反人类罪行,苏联以及东欧形形色色极权主义政权成为人类历史画廊中最丑恶、最卑劣、最肮脏、最残暴的标本。

在历史之后言说历史不是很难的事情,难的是在历史过程之中,即在历史还没有到达终点甚至于还没有显现出阶段性特征的时候对历史进行品评,这不仅需要智慧,需要理性,更需要良知和勇气。好在上帝非常睿智地把一些灵魂特别高洁的人派到了人间,让他们在历史还被强大的意识形态谎言遮蔽着的时候,向人类说出了真相。这方面我们可以举出普列汉诺夫、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哈维尔……这使得人类早期(相对而言,实际上是指苏联存在的历史时期)就窥见了大规模的制度性的反人类罪恶,提高了对它的警觉,这才有了西方思想家对东方世界的深入研究,人类对历史的见解提升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在一定意义上,我们是通过盗火给人间的普罗米修斯式的索尔仁尼琴、哈维尔和俯瞰人类历史的思想者阿伦特、波普尔、哈耶克才知道,在一个独特的历史时期,人类曾经多么软弱,邪恶曾经多么猖獗。

我一向主张文学应当有一条哲学的通道,应当直面现实与人生,不回避时代提出的尖锐命题,让人的命运而不是国家意志成为文学世界的主角。提出这种主张,固然与自己的文学信念有关,它同时表达的还有对我们文学现实深深的失望——60年来,中国文学就像阳痿的人那样,再也没有正义的推举了,在国家强力无所不用其极的威逼利诱下,几乎所有作家(无论新老)都成了卑劣的犬儒主义者,成为定期跳到墙头为主人报晓的家禽。

但是在世界范围内却是完全不同的情景,许多令人尊敬的文学家站到了思想潮头,用自己的作品向人类证明了文学的灵魂可以达到怎样的广度和深度。尤金·扎米亚京(1884-1937)的《我们》、阿道斯·赫胥黎(1894-1963)的《美丽新世界》、乔治·奥威尔(1903-1950)的《1984》等描述极权主义之恶的作品在精神层面所显示的精准和力量,丝毫也不亚于前面列举的思想家,甚至可以说,在表现极权主义的阴鸷和残暴方面,这些作品更具有难以抗拒的质感和魅力,我们从作品中获得的启迪和震撼也更加直接和强烈,很多时候我们甚至觉得作家们描述的就是我们身在其中的现实,尽管他们从来没有获得过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从来没有在《百家讲坛》上口若悬河,但他们真正吃透了中国社会,是洞悉了我们的历史与现实全部奥妙的人。

所谓思想,不是什么玄妙得让人无法理解的东西,即使哲学探讨的也不过是人与世界的关系这个惯常的问题。真正有价值的文学一定具有深邃的思想,否则就会沦为梦呓,文学只有表达能够被普通读者体验到的生存处境和灵魂形态的时候才有资格被人们尊崇。

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与我们须臾不可相离,我们正是通过思想才看清眼前这个世界的。

3

这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呢?

这是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世界。

1949年革命以后凡60年来,万恶的资本主义绝对无法完成的规模宏大的社会动员(多达百余次政治运动)和对民众财产进行的强制剥夺(经由集体化从农民手中掠夺土地,经由“社会主义改造”从工商业者手中掠夺产业和财富),为什么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成为了轻松自如、不费吹灰之力的事情?

古往今来,古今中外,没有任何一个朝代任何一个国家敢于如此大规模随意强制迁徙民众,敢于如此大规模强制拆除民众房屋。强制拆除导致如此多的民众流离失所乃至于自焚和被杀,在任何一个朝代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成为震天动地的大事件,我们的国家媒体却照旧聒噪着“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一片祥和幸福景象,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那些因为指挥和实施强制拆迁导致民众死亡的官员,照旧在权力宝座上耀武扬威,酒足饭饱之余,轻松地评价唐福珍自焚“是一个法盲的悲剧”。

就在笔者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强制拆迁仍旧在进行,推土机仍旧在碾压民众的血肉之躯,好像没有什么人认为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一两个“法盲”自焚导致悲剧发生,似乎很正常……殊不知,正是这种“正常”把这个国家一下子推到了“不正常国家”行列,世界在睁大眼睛看着它将向哪里狂奔。

在民众话语中,“拆房”和“挖祖坟”从来都用来形容人丧尽天良的缺德行为,如果我们把国家视为一个人,那么我们就要问了:它为什么敢于如此丧尽天良?它丧尽天良为什么无人能够问责无人能够追究?这究竟是为什么?!在21世纪的今天, “××个村庄将整体拆迁”这种对民众生活的罪恶侵扰,为什么竟然会成为党报宣传的政府业绩?在一个据说由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失去家园的民众为什么即使自焚也不能让权力者稍动恻隐之心?究竟是什么东西使中世纪也很难发生的社会罪恶接连在我们的祖国发生?我们再深问一句:如果我们承认国家、政府、人民之类的东西不是小孩子的玩具,而是人类自从建立社会以来就赖以生存的政治因子,那么,究竟是什么东西在如此大面积的社会罪恶中发挥着如此神奇的作用?

回答是:国家意志。

在极权主义社会,政治不是民主协商的手段,也不是纾解矛盾的社会过程,它只是一种政治强制。政治强制的意思是,无需经由被统治者同意,统治者就可以倚仗国家权力推行其意志。可见,政治强制是国家意志的本质,非经严格的限定——例如法律对人民经济财产权和政治决定权的保护——它的确就像霍布斯描述的利维坦(犹如中国古代文化中作为贪婪残暴象征的怪兽饕餮)那样横行无阻,任何个体都无法反抗,这也是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论证过的社会历史状况。

那么,这头怪兽是如何来到我们中间的呢?

4

塞缪尔·亨廷顿写过一本名为《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1968年)的书,其中关于“革命”的定义很好:“革命是指一个社会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统治权、政府运作和社会价值观发生了迅速的、根本的、暴力性的全国改变。”倘若我们一项一项对比,将会最终确认我们1949年的革命正是亨廷顿所概念的那种“暴力性的全国改变”。

历史证明,一个经由暴力夺取政权的政治集团往往会习惯性地迷恋暴力,不管这个集团表面上如何声称代表“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它在对“绝大多数人民”进行统治时,是无法抵抗暴力(强制)诱惑的。

夺取政权之前,中国共产党人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过大量反独裁、呼吁民主和自由的言论,夺取政权之后,那些言论所彰显的信念对强制的社会改造构成了直接阻碍,所以只好不再提起,不仅如此,某些不识时务的民众偶尔提及,还有可能被认为企图颠覆政府,甚至被逮捕入狱。反对独裁从来都是值得称道的光明事物,如今却落得个不能被提起的下场,这里边的确有让人感到悲哀的东西。反对独裁说白了就是反对对人民实行暴力统治,呼吁民主自由就是呼吁和平发展的社会过程,当统治者对这两点都讳莫如深了的时候,那么,这个集团要走什么路,难道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我们很不愿意提及的“极权主义”就是这样来到我们中间的。

横行无阻的权力怪兽就是这样来到我们中间的。

亨廷顿在同一本书中还指出,西方自由民主国家和东方极权主义国家政府的统治都是行之有效的,都属于有效能的政治体系,我认为这个判断是准确的,经由民主和暴力确实都可以控制社会。问题在于,对后者而言,暴力是否具有天然合理性?暴力是否应当成为必需?亨廷顿说,在发展中国家,“首要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合法的公共秩序。人类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无自由而有秩序。”就一般原则来说这当然是一个很好的说法,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当我们为了国家和自身的发展心甘情愿接受暴力统治的时候,我们的国家借助于国家意志建立起来的公共秩序,难道真的是合法的吗?

答案是否定的。

是的,我们的确心甘情愿接受过国家的强制,因为那时候我们不怀疑国家的终极目标就是亨廷顿所说的“合法的公共秩序”,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就是这么过来的。然而,经历过无数次政治愚弄,经历过难以尽述的经济剥夺,我们确知了政府不是政治哲学中的抽象概念,它是由具体的人组成的集团,当这个集团以国家的名义通过暴力追求私利而非民众福祉的时候,我们当然也就无法再认同国家政治作为一种暴力的合法性,我们也就无法再认同经由暴力营造出来的公共秩序的合法性。

5

我应当具体分析一下文章开头罗列的拆迁事件了。

行文至此,我似乎又觉得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我当然可以说,在国家意志驱使下,政府的暴力强拆事件正在逼迫民众进行暴力抵抗,社会进入到了最后博弈的危险之境;我也可以证明现有的行政控制体制严密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它所导致的社会后果不仅是压制人的个性,还使整个社会失去活力,更重要的是,它在客观上纵容和支持着政府暴力……所有这些论说不是都涵盖在上面似乎有些抽象的议论中了么?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我们只是一些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除了写写文章说说感觉到的东西,什么也做不了,倒是那些“死给制度看的人”,那些给暴力拆迁者写“死亡告示”的人,那些对政府暴力说不的人,让我们充满了敬意,历史是由他们书写的。

美国政治学者珍妮·科克帕特里克把专制制度分为两种:传统的或者说善意的专制和革命的或者说恶意的专制,“一般而言,传统的专制主义容忍社会的不平等、残暴和贫困,而革命的专制主义本身就制造这些东西。”(珍妮·科克帕特里克:《各种独裁制度和简单的尺度》)

但是这不是作为终结的历史状况。

专制主义最终将被自己制造出来的东西埋葬,这既是历史规律,又是我们越来越明晰地感觉到的现实。

201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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