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由化与民主化之间有一个漫长的灰色地带——读《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断想
2013-07-04 23:2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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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行之注:有感于埃及最新形势,旧文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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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这个世界面临的最紧要问题常常不是我们的学者研究和阐述的——这句话不严谨,严谨的说法应当是:尽管我们的学者对我们面临的紧迫问题殚精竭虑,有过很多思考和论述,却很难成为供大众阅读的公共著作,因为这样的著作很难被出版。我们往往不得不借他人的酒浇自己的忧愁。当我们弄不清楚我们身处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之时,是哈耶克、波普尔和阿伦特为我们做了解说;当我们弄不清楚中国怎样走上民主之路时,又有胡安·J·林茨、阿尔弗雷德·斯泰潘做了极为精彩的论述与分析,这两位美国学者的论述与分析集中体现在《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共产主义的欧洲》(1996年)一书中。

国内读者对林茨还比较陌生,大概只知道奥地利有一个工业城市叫这个名字,其实林茨和本书的另一个作者斯泰潘在西方早已有影响,著作颇丰,在比较政治学和政治社会学领域做出了很大贡献,本书中文译者在“译后记”中介绍了他们学术作品的出版情况。《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共产主义的欧洲》是这两位学者合著的第一部对南欧和南美在实现和巩固民主过程进行系统比较研究的著作,也是第一部将后共产主义欧洲纳入比较政治和民主理论研究的著作。我们所熟知的写作《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之人》的美国日裔学者福山对这本书做了这样的评价:“这部权威性的著作凝结了两位作者致力于民主崩溃、转型和巩固研究的毕生努力……他们所指出的民主巩固的五个必要场域——公民社会、政治社会、法治、国家官僚系统和经济社会——以及他们提出的众多分析性范畴,如后极权主义,有望成为标准的分析框架;而他们关于前共产主义的研究,是苏联学回归主流比较政治学的标志。”

这本洋洋50余万言的鸿篇巨制选择了很多完成民主转型或正处于民主转型过程中的国家进行实证研究,视野广阔,思维缜密,观点明细,每一个有志于中国自由与民主事业的人都应当仔细读一读,会得到多方面的启示。笔者对这本书就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读罢有万千种思绪萦绕在心头,不吐不快。然而要全部说出所思所想需要很长篇幅,读者大概也无法忍受,所以我只述说感触最深的部分,谓之“断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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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对于我们当然很有意义,正因为这样,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我们曾经翘首观望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事情;当我们在黑暗中思索的时候,我们也曾经艳羡地看到苏联帝国土崩瓦解了,看到东欧极权主义政权灰飞烟灭了……然而我们什么都做不了,我们只能在国家意志驱使下继续摸石头,虽然我们并不觉得那块石头有什么摸头,可是主人强迫我们去摸,不摸行吗?结果又摸了二十多年,我们又惊讶地看到中东和北非风起云涌,鼓荡起了自由民主的浪潮,一个个独裁主义政权大厦呼啦啦倾倒,一个个骄奢淫逸的独裁者被送上绞架,被人民驱逐,被愤怒的民众击毙,被抬到法庭接受审判,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世界的意义无法取代我们赖以存活的这块土地的意义,我们是在这块土地上生存和繁衍的,我们知道只有这里才是我们的家园,我们终究还是得把目光收回来。

我们这里如何了呢?我们看到,在“绝不”声中,我们还是得摸那块石头,三十多年以后,如今那块石头已经被摸得更加不辨其貌、完全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了,反之,越来越多的掠夺者蹬着那块石头爬上了我们的肩头,在我们的头上拉屎撒尿,饮啜我们的鲜血,饕餮我们的骨肉,欺凌我们,压榨我们,我们竟然没有任何办法!再偶尔抬眼看一眼外面的世界,我们惊讶地发现就连缅甸、越南都呐喊出了与世界相同的声音,我们的祖国在这个广大的世界上却仍旧孑然而立,形单影只,身边只剩了朝鲜、古巴这样反人类的极权主义政权还称得上是“朋友”,中国的国家安全形势变得一天比一天严峻,正是所谓内外交困,就像曾经的晚清一样,中华民族真是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时候,就是再没有脑子的人也会想:“草泥马!这是他妈怎么了?!事情为什么会成了这样?”

“为什么会成为这样”,正是我阅读《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最初想到的问题,然而这个问题并没有困扰我。这是因为,无论思想怎样被禁锢,舆论怎样被遮蔽,我们还是从西方思想家那里得到了对我们所置身的这个世界的解答,我们已经不像文化大革命乃至于1989年那样愚钝和无知了,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知道我们缺少什么和多余什么,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知道是究竟什么东西使我们的国家绝对与众不同,我们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知道是什么东西使我们迥异于普世意义上的“人”而成为所谓的“屁民”……现在即使你问工地上艰苦劳作的农民工,问被城管追打的小商小贩,问被掠夺了土地的农民,问被强拆了房屋的城市居民,问被官员蹂躏了女儿的父亲和母亲,他们也一定会做出完全一致的回答:“这还用问吗?不就是因为我们没有选举权吗?!”

“没有选举权”的政治学表述就是非民主和不民主,而非民主又可以表述为专制和独裁,而专制和独裁又是人类世界两大毒瘤(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之一的极权主义的突出表征。自从人类通过正义的战争手段消灭了法西斯主义并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宣布法西斯主义为非法之后,人类的要务就转移到反极权主义领域中来了,世界的变化也主要表现在这个领域。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在世界范围内如何战胜专制,实现民主——即《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语境中的“国家民主转型”——成为了唯此为大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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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国总是想用“特色”二字把自己与世界隔绝开来,但是你永远无法改变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的事实,中国问题永远是世界问题的一部分,就像中国国民党政府领导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一样,它们是相互依存的,是局部与整体的关系。有了这样一个视角,我们就可以说,中国的反极权、反专制以及向民主转型的问题,不独是中国的内部问题,更是全世界反极权、反专制事业的一部分,并且很可能是最重要的部分,也正因为这样,胡安·J·林茨和阿尔弗雷德·斯泰潘的这本《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对我们才有了特殊的现实意义,就像他们正在谈论中国问题一样。

反极权、反专制以及向民主转型在当下的中国很要紧么?很要紧。从国家层面说,它大过谁在台上谁在台下,大过与日美军事同盟对峙还是不对峙,大过如何根据政治需要给薄熙来定不定罪以及定什么罪……在个人层面,大过创不创业,入不入党,当不当官,谈不谈爱情,做不做爱,要不要孩子……因为反极权、反专制和向民主转型与这个国家的一切事物都紧密相连,这个国家的整体状态决定着所有微不足道的人的个体状态。民主是超越一切价值的价值。没有这个东西国家无意义,任何人都不会认为极权专制主义能够代表什么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这个东西个人更无意义,任何人都不会认为脖子上骑一个拉屎撒尿的人是一件惬意幸福的事情,即使中央电视台记者当面发问,他也不会这样认为。我之所以被《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所吸引,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意识到中国现在已经来到反极权、反专制以及向民主转型的门槛了,跨过这道门槛中国就会成为一个正常国家;跨不过去中国就会进一步沦为不正常国家,甚至成为世界的敌人,等待我们的结果,无论国家层面还是个人层面,必将是全面的溃败、分裂、崩解和沉沦——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历史上已经一次次上演过了,谁也不敢说不会再次上演。

于是出现了两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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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致区分,反极权、反专制与民主转型其实不是一个东西,它们是相同目标之下、处于不同阶段的事物,就像一条河流的不同区段一样,反极权、反专制在这条河流的上游,而民主转型则在它的下游。举例来说,推翻卡扎菲和穆巴拉克政权属于反极权、反专制的范畴,而建立起一整套民主制度,完成国家向民主的转型,则属于另一个范畴,尽管它们同属于争取自由和民主这条河流。换一句话说,没有广泛深刻的反极权、反专制运动,就不会有向民主的国家转型;没有成功的民主转型,反极权、反专制运动则有可能演变为持续不断的国家动荡,这一点已经为世界当代史所证明并且继续在证明。

胡安·J·林茨和阿尔弗雷德·斯泰潘着眼于后者。他们在《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一书中主要考察和研究的是:反极权、反专制运动导致民主转型启动以后,为什么不同国家会出现彼此不同的轨迹?收获彼此不同的结果?如果说这条河流的流向是正确的,那么民主转型的共通的必要条件又是什么呢?

弄清楚这些问题对于当下的中国虽然有些超前,有些奢侈,却非常必要,必要到不可或缺的程度——这句话还可以这样说:总有一天,中国也会跨过反极权、反专制运动的历史阶段,进入到整个国家向民主转型的伟大时刻,中国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甚至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那时候他们已经不再是“屁民”了)必须直面关于民主转型的所有问题,并给出精确的答案。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非常欣赏胡安·J·林茨和阿尔弗雷德·斯泰潘对于自由化与民主化问题的观点和思想,因为这些观点和思想对于我们是有用的,就像哈耶克、波普尔和阿伦特的反极权主义思想当初对我们认识我们所置身的这个世界非常有用一样。

5

纵观苏联及东欧国家巨变过程以及眼下中东国家已经发和正在发生的革命,我们会注意到:反极权、反专制运动导致的第一个社会结果通常不是民主化,而是自由化。这时候,颟顸的专制独裁统治者被推翻了,一向由国家严密控制的媒体获得解放,开始用正常的语言说正常人的话,人民第一次有了表达意愿的渠道;社会从被国家吞噬的状态中获得生息,有了独自存在的空间,各种政党、团体和形形色色的民间组织如同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人民至少在意识层面破天荒第一次成为了自己的主人,他们开始自觉地维护自己的尊严、维护应属于自己的合法权益;思想开始流动,政治异见不再被视为非法,即使一个精神怪异的家伙,也可以站到广场上去宣称自己就是上帝,没有警察敢于把他弄到派出所去躲猫猫致死;极端主义分子则铤而走险,与社会为敌,制造一系列恐怖事件;海外流亡者纷纷回国,有政治抱负的开始组建自己的政党,宣称自己的主张,萎靡不振的人也能够寻找一个安宁处所,去做一个出世的隐者;新的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竞相对人民做出承诺,公开的反对派则把眼睛瞪牛蛋那么大,专门寻衅掌握国家权力的政客不能满足人民意愿以及依仗人民赋予的权力徇私舞弊的蛛丝马迹……所有这些均属于自由化内容,而非民主化之表现,此时之一国,就可以被认为处于民主转型的过程之中,就像我们看到的,这个过程是纷乱的嘈杂的甚至是痛苦的,这是极权专制主义留给国家和社会的一笔负资产,凡是曾经的极权专制主义国家都无法超越这个阶段,不同点仅仅在于有的时间长一些,有的时间短一些,时间长短取决于那个国家的现实政治状况、那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状态以及人民的政治成熟程度。某些体量很大的极权专制主义国家,这个过程会更加漫长,并且未必一定会完成最终意义上的民主转型,经历一番社会动荡之后,重新回到极权专制主义的老路,也并非完全不可能,我们对此一定要保持足够的警醒。

胡安·J·林茨和阿尔弗雷德·斯泰潘的视野广阔,他们除了关注苏联、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等极权专制主义国家的自由民主进程之外,还把目光延伸到了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乌拉圭、巴西、阿根廷、智利等非民主政体的自由化以及向民主转型的政治进程,他们敏锐地发现,相对于自由化,“民主化是一个更为广泛而且更具有针对性的政治范畴。”他们对此提出了很多让人警醒的分析和见解。

他们认为,在反极权、反专制运动导致一个社会出现自由化的情况下,这个国家的民主化“也许可能启动,但是无法完成转型。”他们又是怎样看待我们中国人梦寐以求的自由选举的呢?“自由选举制是民主的必要条件,但不能被视为民主的充分条件。”两位作者花费大量心血对苏联、东欧和南美国家的自由化-民主化进程进行了考察(请务必参阅本书,此不赘言),结果发现了一个共同的现象,这就是所有自由化运动几乎都导致了民主选举,然而民主选举未必就意味着这个国家完成了向民主化的转型,至少在一段时间里,旧势力还顽固地盘踞在旧制度的废墟中享受着广泛的特权,民主与反民主势力将会在新的棋局上激烈博弈,甚至形成此消彼长的拉锯战(目前的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埃及即处在这个阶段)。作者用上世纪八十年代危地马拉出现的情况佐证这种见解:当时,危地马拉的军人政权迫于人民的压力虽然宣布放弃了对政府的直接控制,但他们仍然实际上享受着广泛的特权,而民选的政府极为虚弱,甚至在法律上都没有真正形成对国家的统治。这个事例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了两位作者关于“自由选举制是民主的必要条件,但不能被视为民主的充分条件”的论断。

那么,民主还需要哪些至关重要的条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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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入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强调一下两位学者为民主化设定的一个前提:“民主是国家治理的一种形式。……没有现代政治实体可以民主地得到巩固,除非它首先是一个国家。因此,国家不存在,或者国家高度缺乏认同,某一地域的大量群体和个人试图加入另外的国家,或者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这时会产生根本性的并且常常是无法解决的问题。”什么意思呢?简括地说,“没有国家,就不可能有现代民主。”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命题,这个命题的重要意义,我将在另一篇文章中述说。

“如果存在有效运转的国家,”两位作者写道,“只有其他五个互相联系、互相促进的条件也同时存在或者被创造出来,一个民主政体才能得到巩固。”

作者把这些条件概括为五点:第一,必须存在一个自由活跃的公民社会可以发展的条件;第二,必须存在一个相对自主并且受人尊重的政治社会;第三,必须有法律可以确保公民合法的自由权利和独立的结社生活;第四,必须存在一个国家官僚系统(state bureaucracy,我觉得在这里译为“国家官僚机构”似乎更为妥当)可供新的民主政府利用;第五,必须存在一个制度化的经济社会。这就是作者所说的“民主的五个场域”,这也是本书最基本的理论支点。

我原来想对应这五个场域分别谈一谈中国如果不被上帝抛弃,不仅在反极权、反专制斗争中争取到了自由化,就像我们已经从世界上看到的那样,也能够有机会进入民主转型实践,我们将会遭遇到什么?可是文章已经很长了,为了节省篇幅,我决定不再分头述说,而是总括地谈一谈我的见解。

为气象万千的世界事物划定类别,本身就是一件极为冒险的事情,政治学领域尤其如此。汤因比就曾经警告人们,历史学家“对人类事务的任何研究都带有选择性”,“历史学家的确是有选择的,他并不是不加区别地从往事中获取材料,而是选择那些在他看来意义重大的少量资料,并抛弃了另一些资料。”(《汤因比与厄本对话录》,1972-1973)我们当然愿意相信林茨和斯泰潘的研究和论说不是偏狭的,是具有普遍性和规律性的,我们甚至也愿意相信中国现实也基本上契合到了他们的理论框架之中,就像哈耶克、波普尔和阿伦特虽然很少提到中国,我们却能够从他们的字里行间找得到历史中国和现实中国的映像、找得到我们每一个微不足道的个体的生活图景一样。

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国具有与两位作者考察过的所有国家都完全不同的历史文化和政治现实特征,那些国家发生的事情是不是一定会按部就班地在中国发生?那些事情在中国发生的时候,会不会变异为另一种色彩另一种声音?如果把民主转型视为社会过程,那么,这个社会过程的中国结果将会是怎样的?中国能够从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乌拉圭、巴西、阿根廷、智利等非民主政体的自由民主化进程得到启示吗?中国能够复制苏联、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等极权专制主义国家自由民主化的路径吗?或者换一句话说,中国能够按图索骥地沿着林茨和斯泰潘给出的路线图完成伟大的民主转型,从此走向普世意义上的自由与民主吗?

我很怀疑。我不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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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怀疑和不乐观,既渊源于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又渊源于中国独特的社会政治现实,对后者的忧虑甚至要强烈于对前者的担心。

众所周知,中国专制主义的根系特备粗大,它不仅延伸到了带有宫廷色彩的政治文化的深层结构,还广泛地蔓延到了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普通民众的灵魂世界之中,没有外部条件的刺激与介入,自身是很难孕育出完整意义上的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更不要说我前面描述的那种不顾身家性命的自由化谋求了。

我在谈论中东和北非革命的时候,曾经使用“政治成熟”四个字,用以描述一个国家的国民对普世价值的认知程度,认知程度高就是成熟,反之就是不成熟。中国人显然已经不是帝制时代高呼“皇恩浩荡”“万寿无疆”的愚昧子民了,他们甚至也不像1989年那样相信用请愿的方式就可以改变国家意志了,随着科学技术(网络以及其他信息流通手段)的普及和发展,更大程度上是因为权力和资本的步步倒逼,使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自己究竟缺失了什么,也使越来越多的人放弃了幻想……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中国社会正在变得成熟起来,给全面开启自由化运动创造和积累了条件,但这是不是就意味着自由化必然到来,中国向民主转型随时都会发生呢?

2012年发生了很多大事,从这些事情的民众反应中可以看出,中国人对未来的期冀是撕裂的——有的寄望于自由民主的实现,有的寄望于毛泽东幽灵的回归;既有盲目有害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又有暴民式的民粹主义;一部分知识分子秉持自由主义理念,一部分知识分子却又宣称“告别革命”——这种撕裂恰恰说明在我们的精神机体中还浸润着中国历史文化的毒素,它将严重阻碍中国社会形成健康的政治共识,严重阻碍中国社会向自由化迈进。这种情形与林茨和斯泰潘考察过的苏联、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完全不同,与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乌拉圭、巴西、阿根廷、智利更是风马牛不相及。如果把普世价值作为历史文化坐标看待的话,我们会观察到,上述极权专制主义或非民主政体国家尽管也曾经被人为地切断与人类精神成果的联系,然而它们毕竟还有千丝万缕的历史文化通道与世界联结,这些国家的人民对以自由民主为标识的普世价值远非我们这样陌生。

我们或许可以把苏联作为例子来说明我们如何与众不同。早在1956年,在苏联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于224深夜25日凌晨,代表苏共中央向大会作了长达4个半小时《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由此开始了对斯大林主义罪恶的清算,自此以后,苏联知识分子对斯大林主义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批判,出版了大量历史和学术著作,即使是这样,苏联作为极权专制主义国家机器的解体也还要再等35年!我们呢?直到今天我们仍然高举着“毛泽东思想万岁”的标语,作为反人类罪行的“反右派斗争”、“文化大革命”至今没有被清算,关于这两场运动的研究著作至今不能被出版……这种从历史文化延续下来的现实政治景况,将民众的视野无限制缩小,其后果是显而易见的。

更为严重的是,中国独特的社会政治现实深刻地决定着人的精神处境。当自由民主化作为世界潮流在我们这个星球上风起云涌之时,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这个伟大民族却被遮蔽着,就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即使最原始的诉求表达也一再被以“维稳”的名义武力打压;当中东和北非的独裁者相继被人民推翻的时候,我们从国家媒体上看到和听到的全部是对专制力量的赞赏、担忧,对人民意志的嘲讽和蔑视……在这种境况下,不要说民主转型,就是社会进步初始阶段的自由化,离我们也何止十万八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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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当然可以认为社会矛盾积累到临界点就会在某一个瞬间突然爆发,你当然可以认为中国现在又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关节点,中国很快就会迎来一场全面的自由化浪潮,但是,我仍然要说,即使有了自由化,也未必可以完成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转型——这正是胡安·J·林茨和阿尔弗雷德·斯泰潘一再提醒我们注意的。

确实,这本《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共产主义的欧洲》给我最直接启示还不在一个完美的理论框架,而在于只有这本书从理性和感性层面立体化地展示了所有处于转型期的国家,在自由化和民主化之间,都横亘着一条漫长曲折的灰色地带,这个灰色地带是历史或然性和必然性的舞台,谁也没有办法预言一个还没有进入民主转型的国家将会从这个社会过程中收获什么样的社会后果,林茨和斯泰潘看到的仅仅是成为存在的社会历史图景而已,至于这种图景会不会在中国出现,已经不是他们的学术责任。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从他们富有魅力的历史展示和学术见解中,寻思我们自己的可能的命运。

遗憾的是,我直觉到我们的命运不会很好。

                       

                                           2012-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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